“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综述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穆荣平教授指出，知识产权政策涉及多学科，在考虑知识产权政策科学时，需要明确政策的价值目标，理清政策的时间脉络、演化变迁逻辑，在进行政策分析时则需要考虑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备选方案、选择标准以及政治可行性。知识产权政策研究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其对跨学科的要求并非单一团队可以满足，需要运用多种工具，根据参与性、复杂性和资源情况考虑问题，以形成共识并发挥更大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韩秀成回顾了我国专利管理体系和专利资助政策出台的历史和背景。他说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施专利资助政策，这应该是适合我国国情、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快速发展的两项重要政策。作为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应当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更加客观科学进行政策研究和制定，确保政策积极有效实施，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的积极作用、及时消除负面影响，提供有益借鉴。韩秀成表示，社会应给予知识产权政策学科更多关注，需进一步开阔思维、开拓眼界，秉持科学、客观、合理的准则，加强知识产权政策科学理论研究，同时，依托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及执法体系的改革进程，加强知识产权政策人才培训教育体系以及知识产权人才储备体系建设。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副司长梁心新认为，政策制定形式上最终表现为各种任务措施的分类集合，实质上考验的是政策制定者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程度，对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理解程度，对知识产权制度规律的把握以及对实际工作情况的了解程度。其中，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涵盖层级、领域及中长期政策三个基本要点，政策制定作为核心组件因其具有的实践可操作与调整灵活性有别于研究与立法工作本体，其过程应着力于理清为什么、是什么和干什么三个基本问题上的思路，并据此分别对政策实施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方向性原则性和结构性以及逻辑性任务性和措施性做出解答，进而通过上下结合（政务机构）、近远结合（目标规划）、虚实结合（认知理解同任务举措）与大小结合（整体同阶段性任务）四重关系的有效把握，推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落地见效。相较于过去，目前我国新一轮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在战略目标上更为强调实现知识产权由大向强的转变，在制度定位上更为突出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入支撑与推动作用的发挥，在战略格局上更为注重国际规则构建、国家利益与战略平衡体系实现。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白剑锋副主任（主持工作）指出，开展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知识产权智库建设工作，更好发挥智库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问题聚焦与政策监测评估中的关键作用。知识产权政策研究对于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及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知识产权政策科学发展亟需加大智力投入，重点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部署安排开展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以国际格局演变和产业经济发展趋势为重点研究方向，探索完善我国相关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扩展支撑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前瞻性研究。白剑锋表示，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研究的国际交流，以更好服务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的总体格局，发挥知识产权领域专业化特色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保障作用。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原局长朱宇认为，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法律制度、战略规划、年度推进计划、具体项目实施，以及国家、部门和地方三级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结构。从政策演进脉络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可分为被动引进、战略主动及强国建设三个发展阶段，现有政策体系完备构建和取得的成就，源自基于遵循知识产权发展规律前提下，科学政策制定机制以及高效执行评估体系的建立。但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仍存在研究视角局限、理论基础薄弱、政策工具不足，以及智库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因此，未来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发展需致力于加强如下四方面的工作：将知识产权嵌入社会治理大系统以拓宽政策研究视角，推动知识产权与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度融合发展；加强知识产权政策理论基础研究，揭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原理、影响因素、及其对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强化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研究、测试和储备，建立跨部门、跨邻域、能落地的政策工具包；加大投入建好知识产权智库，提高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水平。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审查政策处梁雨处长认为，审查政策是对知识产权法律刚性的柔和补充，即它可于法律确立之前在新领域、新业态通过政策引导进行基础性探索。梁雨基于自身的工作实践，阐述了国家机构改革后所在条法司审查政策处四方面的政务职能：一是配合完善与专利、商标及地标等知识产权主体相关的审查标准；二是制定更新商标的审查审理指南；三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从审查工作的角度为专利、商标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人提供便利补助救济措施的350号公告；四是制定和修正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知识产权政策人才作为该细分领域内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类型，不仅需要专业性的发挥，还需要包括专业技术背景、政府产业政策以及国家战略布局等在内综合性素养的提升，相关人才还应对各知识产权类别相关基础知识全面掌握，并持续强化与开阔自身对于社会发展洞察力的敏锐度及国际化视野。
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宋河发教授指出，知识产权政策科学体系研究需要首先思考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如何构建的问题，该体系应当包含高质量创造政策、有效运用政策、高水平保护政策以及科学管理政策这四大通道。其次，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研究需审视并探讨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即对于国家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应当慎重考虑，但要始终保持以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为依据的原则。宋河发教授提出知识产权作为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开展建设尤为必要，他从长期从事的科技创新政策研究工作实践中得出结论，认为知识产权政策科学体系建设始终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作为支撑，据此提出深入研究并开发相关政策工具，对于知识产权运用、保护等政策评估及动态调整下的体系建设十分重要。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政策应理性定位。知识产权政策包罗万象、范围很大，过于泛化的政策不利于研究和落地，知识产权政策科学的提法还值得商榷。知识产权政策万能论、政策主导论和政策辅助论都是行不通的，应该是知识产权政策协同论。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建立应协同好政策和和法治的关系。法治解决公平问题，政策解决效率问题，政策优点是机动性和灵活性，缺点是随意性，法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导致了适用的滞后性，因此二者要协同。知识产权政策的优化路径有5个，即知识产权政策的科学化、知识产权政策的体系化、知识产权政策的机制化、知识产权政策的法治化和知识产权政策的规范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宋伟教授基于知识产权基础设施视角，重点介绍了关于知识产权平台建设的相关政策。宋伟教授首先将知识产权平台定义为由国家建设、推动和运行的，旨在促进知识产权全链条的基础设施和协作机制。其次，将知识产权平台划分为人才培训、信息、专利代理师考点、学术交流、知识产权联盟等若干详细类别，并对每种平台存在的优势、缺点及挑战进行了逐一分析。再次，阐释知识产权平台的职能定位表现在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提升知识产权智能化水平以及促进知识产权优质化三个方面。最后，指明知识产权平台建设需要基于以下三个要点通过构建完备的平台政策体系来完善：第一，制定新规则，保障知识产权平台有序发展；第二，掌握新动态，促进知识产权平台新兴发展；第三，重视新领域，探索知识产权平台新规则。
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苏平教授认为，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主要基于知识产权质量、运营平台与机构、商业模式、运营资本、运营团队、价值评估以及产业环境和创新文化这8个影响因素构造，主张据此打造由创造端、运营端与保护端所组成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系统。当下我国政策引导下的知识产权运营效果主要表现为，政府支持下的知识产权运营蓬勃发展，而市场化运作下的知识产权运营则成效有限，目前知识产权运营发展由政策支撑逐步趋向市场化运作。苏平指出知识产权运营底层逻辑将直接影响自身运营效果，该底层逻辑即为以实现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促成知识产权流通和利用的商业方法和经营策略，而考虑到其在运营模式缺陷、市场化不足、运营人才缺乏、权利主体激励政策缺失上存在的问题，未来我国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政策体系还需在技术、资本、财政、区位、合作、人才、权属和纪检监察上全方位加以补足和完善。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政策研究处原副处长张鹏认为，基于公共政策法律化的路径导向以及立法博弈过程的协同共治过程，知识产权领域的政策和法律之间存在联动的必要性，且专利制度保护创新作为实现创新竞争的控制工具、公开创新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决策工具的这两大功能认同创造了二者联动的可行性，但需它们运用各自逻辑体系（交易安全、交易成本、制度规则、运行支撑体系等）的联动来实现。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由本体政策、关联政策、支撑政策三部分构成，其中知识产权关联政策包含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促进、知识产权贸易化促进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企业促进等模块，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政策将是未来事关国家发展的重点研究方向，除此之外，知识产权政策科学本身具有相应独立的价值和学术逻辑，它们需要学界更多利用经济学与法学等多学科的交流行为共同去解决知识产权现实事务当中的问题。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黄灿教授从市场主体层面切入，总结了当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保护意识薄弱、运营能力有限、知识产权流失严重以及纠纷处理能力差的四大突出问题，其次基于空间视角从交易场所层面指出数字网络空间与传统物理空间知识产权行为在时间性、空间性和复杂性上存在显著差别，并从市场行为层面揭示电商平台原创保护所面临的原创难抄袭易、确权方式不适应行业节奏及投诉无门三大难题，进而从治理机制层面入手提出数字网络空间知识产权治理存在的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和多元共治三个方法。黄灿教授以阿里巴巴集团的原创保护计划为例，结合倾向匹配得分及双重差分法论证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原创保护计划对商品销量以及原创保护效果起到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得出结论为平台企业通过设立原创保护计划的制度创新，即在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之上提供额外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使创新者从自主创新中获益，同时也反映了知识产权严格保护政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乔永忠教授基于费用政策视角展示了知识产权政策研究的专利费用政策的实施路径和方法。他认为：在专利费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应仅局限于该政策附属的表面或短期作用，而更应关注其深层作用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未来学界有关于此的研究中，在进一步明晰专利费用性质基础上，还应明确其最终的政策价值目标，研究政策背后的运行机理，在遵循时序和数量基础依据的基础上，兼顾费用减免、费用资助等政策的协同性，不断加强政策绩效评价等手段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应用，完善知识产权费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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